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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谈如何做好摄影专题的文字写作(附录:《为了“幸福”的母亲》)

    2014年2月19日,李楠女士作为ISEE摄影大师工作坊的导师,于海南万宁拍摄工作结束后,在工作QQ群中给大家阐述如何做好专题摄影的文字部分写作。以下文字整理自这段QQ聊天记录。

    趁现在有点儿空档,和大家说说文字。做个专题,其实是很累的,好不容易把照片拍完了,还得写出一篇很不错的文字,才行。但没办法,各位的照片拍得这么好,文字,只能也要好了。
    目前文字收到一些,貌似有一些共性问题,我写在这里,大家空时看看。我在群文件里上传了一篇文章,是明天的《南方周末》写真版要发的稿子。我刚好拿过来,以它为例,来说说摄影专题的文字,给大家做个参考。(此文请见附件)。

    1、写作者的站位,即是以什么身份、立场、角度来写作,又准备面向什么样的读者传播,期望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站位,决定了文字的语气、语态和整个气质、风格。从目前看,似乎偏向“官方”、正式,或是带有一些宣传味道,像党报记者采访稿。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带着感情色彩的报道者和观察者,像讲故事那样,把我们看到的,打动我们的讲出来就行了。
    比如这篇文章开头:“2001年1月,记者于全兴去西部拍贫困母亲。饯行时,领导说了一句话: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于全兴当时没多想。那年他38岁,天津人,有着一米八三的大块头。”就像是跟朋友讲一个摄影师的故事,全是细节,用大白话讲出来。让人感觉很亲切,但又很生动,没有距离感。我们看到整篇文章,其实都是在讲故事:摄影师的,母亲们的,等等。

    2、故事与新闻背景的结合。
    故事,是生动的细节和个案,那么,我们又要在其中适当的插入背景,这样,文字才显得有点有面。同时,弥补图片所不能传递的内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于说。不过,接下来寻访云贵川藏的日子里,他见识了更穷的“穷”。没有电、没有热水的村庄;穷得偷泥土来盖房子的村庄;“小病挺挺,大病等死”的村庄……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她们中不少人吃不饱、没有收入,没有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而在此后13年时间里,这些数字变成了于全兴的镜头里的一个又一个更具象的面孔。截至2014年2月,他已经记录了1083位贫困母亲。”这三段,以摄影师的经历为线索,把背景很顺溜地串进来了。
    于全兴的幸福母亲专题,大家大约都知道哈,这篇文章要把于全兴的故事、母亲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意义,十几年来的变化,都讲出来,只能靠一个又一个扎实的典型细节。其实,这篇稿子差不多得涵盖了于全兴《贫困母亲》那本书涉及到的方面。所以,必须要有新闻背景。你拍摄的这个对象所在群体的材料。这个方面,我觉得大家还缺少,需要去补充资料。
    以宁舟浩此次写的《百年好合》为例:当地有多少百岁夫妻?他们大致是个什么状态?不用很长,即使两三句,也能让这一对老夫妻立刻有了社会性,而不仅仅是两个活得很长的老人。你可以写你看到的啊。比如,宁舟浩原文中写到:“这次拍摄《百年好合》最大的问题在于语言不通。开始有翻译,我马上发现有翻译拍摄起来很“碍事”,后来我把翻译“撵走了”。于是,几乎成了聋子和哑巴。就只能倚靠眼睛日复一日的看,一遍一遍地看,一天一天地看。就是白开水一样的生活。两天后新鲜劲就全消失了,随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大白菜炖豆腐或者豆腐炖大白菜”。而我可能会这么写:这对老夫妻不时在絮叨的言语,我压根儿听不懂。于是找了个翻译,但一有翻译在场,老人便不自然了。我把翻译“撵走了”。于是,我几乎成了聋子和哑巴。两天以后,我初来时的新鲜劲儿就全消失了,随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的:就像是大白菜炖豆腐或者豆腐炖大白菜。我只能看,看着白发苍苍的他们,每天起床,做饭、在院子里或田里转悠……
    接下来,你就可以写,你看到的,他们的种种活动和交流:比如,阿婆很喜欢说话,还很大声,阿公话不多,总是听着,过水沟的时候牵一下阿婆的手之类宁大量细节。我见过他俩,他们的性格其实很有意思。宁舟浩要选择,比较典型的。然后,仿佛很不经意地讲出来。一下子击中人心。这就是第3点——选择你的内容。

    3、选择你的内容:精心选择,以一当十。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下来,对吗?比如这篇文章,1083个贫困母亲都写吗?只选了两个:顾彩莲,李兰芬。为什么选这两个?可是千里挑一了。
    2003年,这张照片被全国媒体发表后,顾彩莲收到了3万元捐款。两年以后于全兴回访,看到顾彩莲的茅草房已经变成了瓦房,家里有牛有羊,还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顾彩莲跟旁人有说有笑,她变得又黑又瘦——病好了,出门放牛放的。这总结得真精彩!顾是一个得到关注和救助的例子,但于全兴很少提起李兰芬的故事,他总是觉得,“太惨了”。李兰芬的家距离顾彩莲不到20公里。如顾彩莲一般,于全兴的镜头也让她获得资助盖起了瓦房。可是2004年的一场大火将他们家烧光。李兰芬有癫痫病,一次做饭时,又将腿严重烧伤,没钱医治,她就让女儿摘下房后树上的叶子,碾碎了敷在伤口上。2005年,于全兴回访时,李兰芬受伤的腿部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李兰芬,是一个与顾的对比,被拍摄发表,却依然没有摆脱悲惨命运的例子。就这两个个案,1083位母亲的命运,涵盖其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点出了这个报道的目的,这不是一篇表扬稿,而是要说:时间总好像来不及,总会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经意间被遗漏。

    4、语言:朴素、朴素,还是朴素。

    再后来,乡里打来电话,说李兰芬“人没了”。于全兴问:怎么没的。乡里说:病的呗。但直到2012年,于全兴才知道了真相——李兰芬的男人有次被诬陷偷东西,被人吊起来打,一整夜没回来。有人告诉李兰芬,你男人给人打死了。她以为男人真给打死了,抱着自己小一点的孩子,跳井,死了。特别直接和简单的语言,毫无修饰,但能打动。“她以为男人真给打死了,抱着自己小一点的孩子,跳井,死了。”这人就这么死了,母女俩,很平淡,但下面有悲痛。

    5、适度的转换。
    文似看山不喜平,怎么曲折好看呢?就是得适当地变化一下:于全兴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他拍了这么多母亲,还从没有拍过自己的母亲。“以前总觉得还有时间,突然间她倒下了,还没有给她拍过像样的照片。”他自己也在衰老。体力和精力明显不如从前。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贫困母亲,转到了摄影师的母亲,再转到了摄影师,再转到其他关注这个事儿的人。信息量,就是这么大起来的。文章,也就曲折起来。
好了,讲完了。

 

    附录:《为了“幸福”的母亲》
 
    编者按:
    13年来,摄影家于全兴为1083名西部贫困母亲留下下了感人至深的影像。她们由此获得了关注与救助。但是,时间仿佛总是来不及,总是有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经意间被遗漏

 

为了“幸福”的母亲

(天津)于全兴/图   文/姜世立    发自天津


    2001年1月,记者于全兴去西部拍贫困母亲。饯行时,领导说了一句话: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于全兴当时没多想。那年他38岁,天津人,有着一米八三的大块头。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于全兴在海拔4700米高的玉树县结隆乡早早醒来。寒冷,缺氧,头疼得厉害。没有人,就一辆吉普车,旁边一条狗陪着,还有一口井。这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于说。不过,接下来寻访云贵川藏的日子里,他见识了更穷的“穷”。没有电、没有热水的村庄;穷得偷泥土来盖房子的村庄;“小病挺挺,大病等死”的村庄……
    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她们中不少人吃不饱、没有收入,没有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
    而在此后13年时间里,这些数字变成了于全兴的镜头里的一个又一个更具象的面孔。截至2014年2月,他已经记录了1083位贫困母亲。
直至现在,每次快门“咔嚓”的时候,于全兴仍会心头一动。“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在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道。
    于全兴的记录是“幸福工程”项目的一环——一项由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发起的救助贫困母亲的公益活动,致力为贫困母亲提供小额资助、扫盲和治病等方面的援助。于全兴则用他的镜头推动募捐。
    贫病交加的母亲出现在于全兴的镜头里,总是黑白的。“影像比文字能直接地打动人。”而于全兴另一项工作是回访,当母亲们在得到捐助后几年,生活有了起色,他又会为她们拍下一张彩色照片。
    这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其间一名母亲叫顾彩莲。
    2001年,在云南丘北县官寨乡丫口村,于全兴看到,一间倾斜的茅草屋旁,有一个背着孩子的母亲。房间里没有电,借着打火机,于全兴看到地上有口锅,门后几块木头搭的一个架子,就是床了,上面是一张破棉絮。自她生完第二个孩子,就一直被疾病缠绕,还每天不停地编织竹箩,好让丈夫赶场时换点盐巴回来。她担心的是每天早早和父亲下地的大女儿,她才6岁,家里没有钱供她读书。她背着小儿子,站在房子的石头墙前,腰直不起来,大女儿倚着她,一家人呆呆地望向于全兴。
    2003年,这张照片被全国媒体发表后,顾彩莲收到了3万元捐款。两年以后,于全兴回访,看到顾彩莲的茅草房已经变成了瓦房,家里有牛有羊,还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顾彩莲跟旁人有说有笑,她变得又黑又瘦——病好了,出门放牛放的。
    但于全兴很少提起李兰芬的故事,他总是觉得,“太惨了”。李兰芬的家距离顾彩莲不到20公里。如顾彩莲一般,于全兴的镜头也让她获得资助盖起了瓦房。可是2004年的一场大火将他们家烧光。李兰芬有癫痫病,一次做饭时,又将腿严重烧伤,没钱医治,她就让女儿摘下房后树上的叶子,碾碎了敷在伤口上。2005年,于全兴回访时,李兰芬受伤的腿部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再后来,乡里打来电话,说李兰芬“人没了”。于全兴问:怎么没的。乡里说:病的呗。
    但直到2012年,于全兴才知道了真相——李兰芬的男人有次被诬陷偷东西,被人吊起来打,一整夜没回来。有人告诉李兰芬,你男人给人打死了。她以为男人真给打死了,抱着自己小一点的孩子,跳井,死了。
    于全兴一直内疚,“如果当时能多帮她一点就好了,”事隔两年,他反复说着。
    于全兴从小的理想是画家。1986年大学毕业后,他给人搞过设计、开过自己的广告公司,再后来在报社搞过将近七年经营,他开始觉得累和迷失,直至其成为“幸福工程”的摄影师才重新寻获职业意义,但代价也不小。
    在这样的村庄间穿行,泥石流是常事。一回倒车,后车轱辘已经悬在悬崖边。又一次,他在一个结了冰的坡上拍照,只顾着手里,一脚踩滑从坡上滚了下去。
    这种事发生过几次。“(当时)好一阵回不过神。再一工作,再调研,你就想不到那些事了。回家,教半年书,快到假期的时候,我又蠢蠢欲动了。”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节目把于全兴看哭了——《时间去哪儿了》。
    时间去哪儿了?他问自己。这些年(截止到2013年9月),30次西部行,12省市自治区,93个国家级贫困县,301个村寨,1083位贫困母亲,却总好像来不及,总会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经意间被遗漏。比如李兰芬。
    还有他自己的母亲。今年于全兴的母亲病了。脑梗,终日躺在病床上。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年冬天带着他去摊上捡白菜帮子,帮一家子度过难捱的岁月。
    于全兴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他拍了这么多母亲,还从没有拍过自己的母亲。“以前总觉得还有时间,突然间她倒下了,还没有给她拍过像样的照片。”
    他自己也在衰老。体力和精力明显不如从前。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2003年他刚从西部回来,心情异常激动,见谁都说西部,见谁都求募捐,劝了一整年,所获寥寥。后来几场影展、讲座和越来越多的媒体曝光后,自主捐款多了起来,包括他的朋友、同事,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生,还有住301医院的老干部。
    他的工作量因此变得异常冗繁起来。募捐之余,他还嘱咐当地的工作人员把母亲需要的实物、或者治病的费用开好发票一五一十寄回来,他再寄回捐款者。
    2004年,于全兴从报社辞职,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现在,他把这个项目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跟着他饮山泉水,在蒿子杆铺成的床上睡觉,跟着他在杂草丛生的山间行走,记录下一张又一张贫困的脸。


 

发布日期:201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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