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9日,李楠女士作为ISEE摄影大师工作坊的导师,于海南万宁拍摄工作结束后，在工作QQ群中给大家阐述如何做好专题摄影的文字部分写作。以下文字整理自这段QQ聊天记录。

    趁现在有点儿空档，和大家说说文字。做个专题，其实是很累的，好不容易把照片拍完了，还得写出一篇很不错的文字，才行。但没办法，各位的照片拍得这么好，文字，只能也要好了。
    目前文字收到一些，貌似有一些共性问题，我写在这里，大家空时看看。我在群文件里上传了一篇文章，是明天的《南方周末》写真版要发的稿子。我刚好拿过来，以它为例，来说说摄影专题的文字，给大家做个参考。（此文请见附件）。

    1、写作者的站位，即是以什么身份、立场、角度来写作，又准备面向什么样的读者传播，期望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站位，决定了文字的语气、语态和整个气质、风格。从目前看，似乎偏向“官方”、正式，或是带有一些宣传味道，像党报记者采访稿。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带着感情色彩的报道者和观察者，像讲故事那样，把我们看到的，打动我们的讲出来就行了。
    比如这篇文章开头：“2001年1月，记者于全兴去西部拍贫困母亲。饯行时，领导说了一句话：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于全兴当时没多想。那年他38岁，天津人，有着一米八三的大块头。”就像是跟朋友讲一个摄影师的故事，全是细节，用大白话讲出来。让人感觉很亲切，但又很生动，没有距离感。我们看到整篇文章，其实都是在讲故事：摄影师的，母亲们的，等等。

    2、故事与新闻背景的结合。
    故事，是生动的细节和个案，那么，我们又要在其中适当的插入背景，这样，文字才显得有点有面。同时，弥补图片所不能传递的内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于说。不过，接下来寻访云贵川藏的日子里，他见识了更穷的“穷”。没有电、没有热水的村庄；穷得偷泥土来盖房子的村庄；“小病挺挺，大病等死”的村庄……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她们中不少人吃不饱、没有收入，没有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而在此后13年时间里，这些数字变成了于全兴的镜头里的一个又一个更具象的面孔。截至2014年2月，他已经记录了1083位贫困母亲。”这三段，以摄影师的经历为线索，把背景很顺溜地串进来了。
    于全兴的幸福母亲专题，大家大约都知道哈，这篇文章要把于全兴的故事、母亲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意义，十几年来的变化，都讲出来，只能靠一个又一个扎实的典型细节。其实，这篇稿子差不多得涵盖了于全兴《贫困母亲》那本书涉及到的方面。所以，必须要有新闻背景。你拍摄的这个对象所在群体的材料。这个方面，我觉得大家还缺少，需要去补充资料。
    以宁舟浩此次写的《百年好合》为例：当地有多少百岁夫妻？他们大致是个什么状态？不用很长，即使两三句，也能让这一对老夫妻立刻有了社会性，而不仅仅是两个活得很长的老人。你可以写你看到的啊。比如，宁舟浩原文中写到：“这次拍摄《百年好合》最大的问题在于语言不通。开始有翻译，我马上发现有翻译拍摄起来很“碍事”，后来我把翻译“撵走了”。于是，几乎成了聋子和哑巴。就只能倚靠眼睛日复一日的看，一遍一遍地看，一天一天地看。就是白开水一样的生活。两天后新鲜劲就全消失了，随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大白菜炖豆腐或者豆腐炖大白菜”。而我可能会这么写：这对老夫妻不时在絮叨的言语，我压根儿听不懂。于是找了个翻译，但一有翻译在场，老人便不自然了。我把翻译“撵走了”。于是，我几乎成了聋子和哑巴。两天以后，我初来时的新鲜劲儿就全消失了，随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的：就像是大白菜炖豆腐或者豆腐炖大白菜。我只能看，看着白发苍苍的他们，每天起床，做饭、在院子里或田里转悠……
    接下来，你就可以写，你看到的，他们的种种活动和交流：比如，阿婆很喜欢说话，还很大声，阿公话不多，总是听着，过水沟的时候牵一下阿婆的手之类宁大量细节。我见过他俩，他们的性格其实很有意思。宁舟浩要选择，比较典型的。然后，仿佛很不经意地讲出来。一下子击中人心。这就是第3点——选择你的内容。

    3、选择你的内容：精心选择，以一当十。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下来，对吗？比如这篇文章，1083个贫困母亲都写吗？只选了两个：顾彩莲，李兰芬。为什么选这两个？可是千里挑一了。
    2003年，这张照片被全国媒体发表后，顾彩莲收到了3万元捐款。两年以后于全兴回访，看到顾彩莲的茅草房已经变成了瓦房，家里有牛有羊，还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顾彩莲跟旁人有说有笑，她变得又黑又瘦——病好了，出门放牛放的。这总结得真精彩！顾是一个得到关注和救助的例子，但于全兴很少提起李兰芬的故事，他总是觉得，“太惨了”。李兰芬的家距离顾彩莲不到20公里。如顾彩莲一般，于全兴的镜头也让她获得资助盖起了瓦房。可是2004年的一场大火将他们家烧光。李兰芬有癫痫病，一次做饭时，又将腿严重烧伤，没钱医治，她就让女儿摘下房后树上的叶子，碾碎了敷在伤口上。2005年，于全兴回访时，李兰芬受伤的腿部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李兰芬，是一个与顾的对比，被拍摄发表，却依然没有摆脱悲惨命运的例子。就这两个个案，1083位母亲的命运，涵盖其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点出了这个报道的目的，这不是一篇表扬稿，而是要说：时间总好像来不及，总会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经意间被遗漏。

    4、语言：朴素、朴素，还是朴素。

    再后来，乡里打来电话，说李兰芬“人没了”。于全兴问：怎么没的。乡里说：病的呗。但直到2012年，于全兴才知道了真相——李兰芬的男人有次被诬陷偷东西，被人吊起来打，一整夜没回来。有人告诉李兰芬，你男人给人打死了。她以为男人真给打死了，抱着自己小一点的孩子，跳井，死了。特别直接和简单的语言，毫无修饰，但能打动。“她以为男人真给打死了，抱着自己小一点的孩子，跳井，死了。”这人就这么死了，母女俩，很平淡，但下面有悲痛。

    5、适度的转换。
    文似看山不喜平，怎么曲折好看呢？就是得适当地变化一下：于全兴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他拍了这么多母亲，还从没有拍过自己的母亲。“以前总觉得还有时间，突然间她倒下了，还没有给她拍过像样的照片。”他自己也在衰老。体力和精力明显不如从前。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贫困母亲，转到了摄影师的母亲，再转到了摄影师，再转到其他关注这个事儿的人。信息量，就是这么大起来的。文章，也就曲折起来。
好了，讲完了。

    附录：《为了“幸福”的母亲》
 
    编者按：
    13年来，摄影家于全兴为1083名西部贫困母亲留下下了感人至深的影像。她们由此获得了关注与救助。但是，时间仿佛总是来不及，总是有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经意间被遗漏

为了“幸福”的母亲

（天津）于全兴/图   文/姜世立    发自天津

    2001年1月，记者于全兴去西部拍贫困母亲。饯行时，领导说了一句话：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于全兴当时没多想。那年他38岁，天津人，有着一米八三的大块头。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于全兴在海拔4700米高的玉树县结隆乡早早醒来。寒冷，缺氧，头疼得厉害。没有人，就一辆吉普车，旁边一条狗陪着，还有一口井。这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于说。不过，接下来寻访云贵川藏的日子里，他见识了更穷的“穷”。没有电、没有热水的村庄；穷得偷泥土来盖房子的村庄；“小病挺挺，大病等死”的村庄……
    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她们中不少人吃不饱、没有收入，没有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
    而在此后13年时间里，这些数字变成了于全兴的镜头里的一个又一个更具象的面孔。截至2014年2月，他已经记录了1083位贫困母亲。
直至现在，每次快门“咔嚓”的时候，于全兴仍会心头一动。“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在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道。
    于全兴的记录是“幸福工程”项目的一环——一项由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发起的救助贫困母亲的公益活动，致力为贫困母亲提供小额资助、扫盲和治病等方面的援助。于全兴则用他的镜头推动募捐。
    贫病交加的母亲出现在于全兴的镜头里，总是黑白的。“影像比文字能直接地打动人。”而于全兴另一项工作是回访，当母亲们在得到捐助后几年，生活有了起色，他又会为她们拍下一张彩色照片。
    这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其间一名母亲叫顾彩莲。
    2001年，在云南丘北县官寨乡丫口村，于全兴看到，一间倾斜的茅草屋旁，有一个背着孩子的母亲。房间里没有电，借着打火机，于全兴看到地上有口锅，门后几块木头搭的一个架子，就是床了，上面是一张破棉絮。自她生完第二个孩子，就一直被疾病缠绕，还每天不停地编织竹箩，好让丈夫赶场时换点盐巴回来。她担心的是每天早早和父亲下地的大女儿，她才6岁，家里没有钱供她读书。她背着小儿子，站在房子的石头墙前，腰直不起来，大女儿倚着她，一家人呆呆地望向于全兴。
    2003年，这张照片被全国媒体发表后，顾彩莲收到了3万元捐款。两年以后，于全兴回访，看到顾彩莲的茅草房已经变成了瓦房，家里有牛有羊，还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顾彩莲跟旁人有说有笑，她变得又黑又瘦——病好了，出门放牛放的。
    但于全兴很少提起李兰芬的故事，他总是觉得，“太惨了”。李兰芬的家距离顾彩莲不到20公里。如顾彩莲一般，于全兴的镜头也让她获得资助盖起了瓦房。可是2004年的一场大火将他们家烧光。李兰芬有癫痫病，一次做饭时，又将腿严重烧伤，没钱医治，她就让女儿摘下房后树上的叶子，碾碎了敷在伤口上。2005年，于全兴回访时，李兰芬受伤的腿部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再后来，乡里打来电话，说李兰芬“人没了”。于全兴问：怎么没的。乡里说：病的呗。
    但直到2012年，于全兴才知道了真相——李兰芬的男人有次被诬陷偷东西，被人吊起来打，一整夜没回来。有人告诉李兰芬，你男人给人打死了。她以为男人真给打死了，抱着自己小一点的孩子，跳井，死了。
    于全兴一直内疚，“如果当时能多帮她一点就好了，”事隔两年，他反复说着。
    于全兴从小的理想是画家。1986年大学毕业后，他给人搞过设计、开过自己的广告公司，再后来在报社搞过将近七年经营，他开始觉得累和迷失，直至其成为“幸福工程”的摄影师才重新寻获职业意义，但代价也不小。
    在这样的村庄间穿行，泥石流是常事。一回倒车，后车轱辘已经悬在悬崖边。又一次，他在一个结了冰的坡上拍照，只顾着手里，一脚踩滑从坡上滚了下去。
    这种事发生过几次。“（当时）好一阵回不过神。再一工作，再调研，你就想不到那些事了。回家，教半年书，快到假期的时候，我又蠢蠢欲动了。”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节目把于全兴看哭了——《时间去哪儿了》。
    时间去哪儿了？他问自己。这些年（截止到2013年9月），30次西部行，12省市自治区，93个国家级贫困县，301个村寨，1083位贫困母亲，却总好像来不及，总会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经意间被遗漏。比如李兰芬。
    还有他自己的母亲。今年于全兴的母亲病了。脑梗，终日躺在病床上。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年冬天带着他去摊上捡白菜帮子，帮一家子度过难捱的岁月。
    于全兴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他拍了这么多母亲，还从没有拍过自己的母亲。“以前总觉得还有时间，突然间她倒下了，还没有给她拍过像样的照片。”
    他自己也在衰老。体力和精力明显不如从前。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2003年他刚从西部回来，心情异常激动，见谁都说西部，见谁都求募捐，劝了一整年，所获寥寥。后来几场影展、讲座和越来越多的媒体曝光后，自主捐款多了起来，包括他的朋友、同事，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生，还有住301医院的老干部。
    他的工作量因此变得异常冗繁起来。募捐之余，他还嘱咐当地的工作人员把母亲需要的实物、或者治病的费用开好发票一五一十寄回来，他再寄回捐款者。
    2004年，于全兴从报社辞职，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现在，他把这个项目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跟着他饮山泉水，在蒿子杆铺成的床上睡觉，跟着他在杂草丛生的山间行走，记录下一张又一张贫困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