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相机是1993年3月23日中午放学后，拿着我妈给的840块钱，在济南市百货大楼买的。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打开相机包装时里面飘出的淡淡的汽油味，真好闻！那时我18岁，读高中二年纪。

　　这台凤凰DC303相机，Y/C卡扣，机械快门，三灯测光显示，带一只F1.7的标准镜头。他伴随了我学习摄影最初的5年时光。在大学里，我用这台相机勤工俭学，为同学们拍摄毕业合影和标准像，陆续添置了一枚威达（VIVITAR）牌70-200毫米以及一只据说是至今我不能准确叫出名字的“准确”（EXTAR）牌28-70毫米变焦镜头。后来这台相机为我拍摄了平生第一组摄影报道，并在1996年4月12日的《陕西日报》“社会大视角”栏目整版刊出，这组照片帮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这台相机并不高级，对于当时一名普通在校学生而言，这已经是“顶级器材”了。

　　好相机是每一个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人，我们这些穷学生也不例外。在器材店看玻璃柜台内的心仪已久的相机实在是件很幸福又极痛苦的事情。柜台里暖暖的灯光把相机那熟悉的曲线和镜头的斑斓的反光衬托的更加让人抓狂，但相机旁边的价格标签则如我暗恋的女孩身边挎着她的猛男，让我自惭形秽。我无数次的试图根据佳能广告彩页中的描述，在脑海中模拟EOS5的眼控聚焦功能。想象着透过取景器，在茫茫人海中看到相机宣传册的照片上的那位红衣女子时，焦点准确的落在她的身上……在不断的拍摄和摸索中，我对我未来新相机的要求日渐清晰：自动聚焦，自动曝光，大光圈变焦镜头……当然，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

　　1997年7月17日的中午，我花光了工作两年几乎全部积蓄换来了我的梦中情人佳能EOS5。就像当年的我，EOS5身上的每条曲线都让人感到她的年轻，活力和激情，至今我也没发现比她外形更加漂亮的单反机。由于预算捉襟见肘，当时只能购买了一只副厂镜头。后来，在给大学同学的信中，我戏称结婚了，而新娘便是这台EOS5。

　　有了“梦中情人”的陪伴，干劲空前。当年我就初步完成了组照《我们的民工兄弟》，这是国内第一组记录建筑农民工生存窘况的摄影报道。2000年该组照片入选中国青年世纪末生存状态摄影展，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让初出茅庐的我兴奋了好几个月。1998年夏天，当时还在《山东画报》社当记者的谷永威老师给我一个大学生担任居委会干部的拍摄线索，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半年后组照《居委会里来了个大学生》的拍摄结果远超编辑的预期，赞许之余，破例为我颁发了《山东画报》的特约记者证，为今后的拍摄增添了不少方便。1999年，我开始拍摄《芙蓉街》，这组照片记录了济南城区一条老街的变迁，其中一张洋妞穿旗袍的照片入选《中国人本》大型纪实摄影展。由于这组照片的所拍摄典型的地域风貌和城市变迁过程，十多年后这些老照片在商业图片库中依然广受青睐。2000年，我开始了记录城市社会养老状况的《一个人的城市》的拍摄。由于题材和环境的要求，大部分人物肖像需要在室内的弱光下近距离拍摄，但是那支副厂镜头吱嘎作响的聚焦声音经常让我十分尴尬，甚至会错失拍摄机会。一次，我无意中把这事说给女友听，出乎我的意料，一周后她竟塞给我5000块钱，加上我自己的一点积蓄，他让我把EF17-35F2.8买回来，并说要“控股”我的镜头。EOS5加上原厂红圈头，两者配合得天衣无缝，使用时的快感实在是难以言表，再不会因设备原因丧失拍摄机会，撒欢儿一样的拍就是了。“撒欢儿”的EOS5给我带来了大量的底片，在家里卫生间临时搭建的暗房不仅效率低，质量无法保证，还让身为上班族的我疲惫不堪。为了应对EOS5给我带来的大量底片， 我花了将近1万元买了一台底片扫描仪，给EOS5当“助手”，初步实现了“半数字化”，影像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兼得。2002年春天，我结婚了。这次是真的结婚了，新娘就是要“控股”我镜头的那位姑娘。

　　2004年4月，我开始了《京剧的守望者》的拍摄，这是迄今拍摄条件最苛刻的拍摄一组报道。拍摄程中的两个难点让我始料不及。首先拍摄机会可遇不可求，不容闪失；其次是我发现向被摄者赠送剧照是迅速拉近双方关系的好办法，但是碍于由于胶片的冲洗周期，错过了很多拍摄机会。这时我开始考虑数码单反。为了保住镜头习惯的视角，非全幅不考虑，但是全画幅相机的的价格又让我实在吃不消。2005年，佳能EOS5D“如期”地走入我的视线。由于囊中羞涩，从2006年的3月一直到9月，整整半年多的时间，我一直盼着5D降价。但其价格分毫未降，几乎创造了数码相机价格保持时间的记录。2006年9月19日的中午，我终于无法按捺自己，把期待已久的5D买回了家。再见了，昂贵的胶卷！再见了，无常的药水！再见了，慢吞吞的扫描仪！我终于可以停止在厨房的水槽中摆弄那些含有毒素的冲洗药水，安心准备“希望工程”了。

　　5D为我的拍摄增添了很多信心，拍摄效率也有了提高。为了能更方便，低调地把EOS5D带在身边,我依照相机的尺寸改造一个书包样式的杜马克摄影包。2007年4月30日，我购入一支原厂的24-105毫米镜头搭配5D作为"随身镜头"。经过大约一周的试用，我发现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它的轻便尤其是防抖功能对我的拍摄所带来的极大的便利和自由度。适手的相机和镜头随时带在身边的好处真是难于言表。很多稍纵即逝的画面，如今都能从容地手到擒来；许多灵光乍现的想法，都可以加以记录和实现。总之，随时撒欢儿拍摄的感觉好极了！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我逐渐发现在单位里那些看似乏味的会议讲话、公文信息、总结表彰、迎来送往，既完整遗传了封建的等级、价值观念的基因，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于一个摄影者，这将是一个兼具时代感和历史分量的摄影题材。我开始把随身携带的相机对准单位里那些司空见惯,以中庸正统形象示人的场景：玻璃幕墙旁边的乒乓球台、桌上修剪精致的盆景，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办公室……

　　《单位》这组照片逐渐积聚了40多张，但由于题材的原因，只是在朋友间交流。直到2009年初，我接到了《南方周末》李楠老师的约稿电邮，这组照片才得以摆在大众传媒的面前。我清楚的记得，那期《南方周末》是在周四下午面市，周五的晚上我就陆续接到了很多新老朋友的祝贺电话和短信，大家都为我拍摄并发表了这样一组摄影报道而叫好。我非常看重《单位》这组照片，因为在这组照片中，我不仅选择了一个以前少有人涉足的重要题材，而且改变了我以往摄影报道画面和语言的形式，且收效良好。

　　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当年，我的摄影报道《一个人的城市》同样因题材的缘故，只网络上流传。直到2002年底《南方周末》第一个打破沉默，编辑张小文老师直接把约稿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7年后，这一切再次上演。在《南方周末》接连两次吃我的“螃蟹”之后，中央电视台、《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新周刊》《财经》等诸多受众广泛的传统媒体陆续使用了这些照片。我的多组摄影报道籍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并为公众所关注。公众对于我的报道给于了慷慨的回报：2003年，获得《南方周末》“致敬！2003中国传媒” 致敬之“年度现场报道”提名，CCTV全国老年题材摄影比赛特别奖。《京剧的守望者》获得华赛艺术类组照铜奖。我个人也两次入围“侯登科纪实摄影奖”，2010年组照《单位》获得“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纪录类收藏作品。我深知，对于一名纪实摄影师而言，若作品无法进行充分的传播，无法得到大众对所报道事件、问题的关注就是一种失败。

    如今，我的这两台EOS已经成为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陪伴我从地下800米深的矿井，到海拔5200米的山口，从香港中环的高级私人会所到小城镇的火化间，从奢靡的达官显贵到寒风中露宿街头的乞丐。13年来，记录了我的所见所想。

　　我想，今后肯定会拥有我的第三台佳能EOS, 在不断的拍摄和摸索中，我对她的要求也越来越明确那就是：更快速，更轻便，更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