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2007年春天,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咔嚓》杂志的编辑周俊娇女士。《咔嚓》杂志我只看到过不多的几本,是一本严肃而有趣的杂志,《咔嚓》杂志的编辑们和我的很多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好像他们都和《咔嚓》杂志保持着联络。接受周俊娇女士从长沙发来的的访谈提纲时已经是盛夏,周俊娇即将做母亲,在MSN的签名上好像写着“享受孕期最后三个月……”当时感觉她非常有信心做好母亲这个角色。今天,我也为人父整整两个月了,初步了解了作母亲的辛劳。祝愿《咔嚓》杂志越办越好。
咔嚓:什么时候开始了和相机的关系?这种关系怎样延续到现在?(即它在你的生活中占什么样的地位?你在拍摄中获得了什么?去失去吗?) 舟浩:我是在高中期间开始“正式”接触摄影的。当时我在济南七中上高一,学校举办摄影兴趣小组,每个班只能报一个名额,报名的条件是必须有手动功能的相机。虽然我只有一部傻瓜相机,但对摄影的浓厚兴趣让我在这个摄影兴趣小组里坚持到了最后,学会了简单的黑白冲印技法。随后我考入了西安统计学院,值得庆幸的是,学校里有一个摄影协会和几位酷爱摄影的学长,他们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在西安上学期间,我受到当时陕西摄影群体的影响,开始关注自己生存的环境和周围的人,关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酸甜苦辣。毕业前,我拍摄了我校一位因电击事故失去双臂的同学在大学的生活,这组照片在《陕西日报》“社会大视角”栏目整版刊发,这是我第一次拍摄成组的照片,也是第一次发表摄影作品。后来,这张报纸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领导给我一台装着原厂28-85自动聚焦镜头的NIKON F801和一个胶卷,要我给单位拍摄一次会议。会议的内容早忘了,但是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拿到相机时心都要跳出来的激动心情。要知道这是我大学时做梦也不敢想的器材呀,如今它就在我的手中。虽然相机在我的手里呆了不到两个小时,但是我的双手和眼睛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这台相机。待相片冲洗出来一看,焦点清晰,曝光和颜色都不错,只是照片拍得实在没劲!工作后,我发现工作的目标并不是我期望的全部,但是工作可以保障我的业余拍摄。 起初,我是一名狂热的摄影发烧友。摄影几乎是我生活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摄影:买什么相机、用什么镜头、怎样拍摄、看哪本画册,即使我有时一个月没有动相机,但是我的脑子里依然每天都在琢磨摄影,而且拍摄的冲动越发强烈,我不敢想象如果失去摄影我会怎样。如今,随着生活中必须应对的事件与日俱增,摄影和生活已经成了分子和分母的关系,对立却又不可分割,然而它们却必须依靠对方才能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当年的影友陆续“下海”成为专职摄影师,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传说中的自由之身,相反他们必须每天为生存而奔波,当年的所谓“创作”也渐渐成了最最奢侈的梦想。我逐渐认识到摄影和生活真的是毛和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以前拍摄靠体力和眼光,现在拍摄要靠理性,这转变很难。 因为摄影,我接触到了很多本不属于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亲眼看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在拍摄《芙蓉街》期间,我和老街的居民一起排半小时的队上厕所,切身体会了老街古老怀旧的反面;在拍摄《我们的民工兄弟》期间,我曾经随五位安徽籍民工冒雨讨要工资,他们六个人在济南干了四个多月,一共才讨回1200块,当时,这些钱还不够他们的生活费;在济南郊区的一家采石厂打工的石光明被哑炮炸飞了半个脑袋,因为没有和资方签署佣工合同,采石场拒绝支付任何医疗费用和赔偿;在拍摄《一个人的城市》期间,我在殡仪馆里度过了一个上午,亲眼目睹并拍摄了人的物质形态消失的过程;拍摄《京剧的守望者》期间,演员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低温穿着单薄的服装在农村演出,偌大的剧场里上座率不到两成……摄影极大地拓宽了我生活中视野的广度,让我了解到就在我的周围,还有这么多不幸和执着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态度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渐渐了解什么是幸福,也让我逐渐地坚定下来,“我就替他们以他们无法拥有的声音来评判是非”(尤金.史密斯语)。我很高兴地看到,很多人在看过我的照片之后,开始平等地对待周围的民工;深夜不知名的读者打来电话:决定春节一定要回家陪伴父母过年;我在京剧团的朋友要请我吃饭,因为他们从今年五月份基本能拿全工资。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我的照片出现在《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和《夕阳红》等电视栏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感受事情的真相和实质。能看到这些,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摄影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观察事物、解释事物的工具。当然,如果能用来解决一些问题,哪怕是些小问题,那真是太棒了!老实话,我感觉摄影给我的太多太多。方大曾为后人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照片,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侯登科没等到自己民工专题的完成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罗伯特.卡帕在越南被地雷炸死的时候才41岁。而我,只不过在周末带着自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深夜裹在睡衣里在电脑前敲敲键盘…… 如今,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拍摄计划,这些计划往往会影响到家人的时间安排。有时原本用来做家务或者休息的时间会被突然变动的拍摄打乱,我总是非常疲劳,睡眠严重不足。慢慢地,我发现我确实需要强制静下来一段时间,读读书,想想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咔嚓:你所关注的人群与你的生活群体并不相交,你是如何发现并且走近他们的呢?他们又如何影响了你或你的拍摄?(为此你付出最多的是什么?) 舟浩:我所关注的人群与我的生活其实是相交的。我毕业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在一家建筑监理公司打工,在工地上工作了三个月,亲眼目睹了民工的辛劳和他们正在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小时候,冬天的每个周末,父亲就会用自行车带我穿过整条芙蓉街去他单位的公共浴室洗澡。拍摄《一个人的城市》最初的动机缘自在拍摄芙蓉街期间目睹了一位老人在孤独和病痛中慢慢死去。我越发感觉到摄影的客观记录属性能帮助我把照片变成记录生活的工具、变成观察的延伸。经过几次长期报道的经历,我认识到:照片其实是一次长时间摄影报道行为的副产品,而真正的产品应是摄影者对所报道事件实质的了解、观察,以及在报道过程中和接触的人员结下的相互信任、朋友一般的关系。没有这些拍摄过程的朋友,拍摄活动寸步难行。譬如在拍摄民工高空作业那张照片时,要获得照片中的角度,我必须比在27层的施工的工人探出大楼更远。在28楼的脚手架上,我随身系的安全带限制了我活动的范围,这时,一位民工把自己的安全头盔借给了我,他一手拉住脚手架,一手握紧我的左手,使我能单手持相机,且身体探出大楼约一米的距离获得了这次宝贵的拍摄机会。在《京剧的守望者》拍摄过程中,很多演员朋友带给我的则不止是演出的入场券。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几乎是个“戏盲”。我在拍摄或者看戏过程中,很多演员会象教小孩子说话一样不厌其烦地给我这个“棒槌”介绍当晚上演剧目中的每个人物和细节,告诉我情节高潮发生在第几幕,演员亮相时在舞台上的大体位置。当我从一个“戏盲”逐渐到今天能反复品味《锁麟囊》、《春闺梦》的唱腔和表演,我的这些演员朋友可谓功不可没。 咔嚓:这些黑白片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是刻意选择?它们给我一种冷静又畸奇,悲伤又坚忍的印象,你如何对待观众的感受? 舟浩:选择黑白还是彩色其实是个形式的问题,关键要看与拍摄题材是否契合。如果黑白的形式和照片的内容能够相得益彰,能让读者更好地感知图片的内容,那么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选择黑白胶片拍摄其实并不是特意的,其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因为使用黑白胶片我可以自己冲洗、放大、扫描……也就是说可以控制每个环节,我在拍摄的时候就可以预知在不出现技术失误的条件下能获得的照片的样子,而用彩色胶片则必须要到彩扩部冲印,整个过程要由别人控制,若需调整还要看别人脸色,我无法接受。其二就是因为黑白胶片无论是价格还是后期制作成本都比较低廉,符合我的经济承受能力。 如今,我买了台数码相机,照片都是彩色的而且拍摄成本相对低廉,若要黑白效果则必须去“做”,挺费事的。同一张照片的黑白和彩色版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彩色图片的信息量更加丰富,更接近“真实”。当然要拍好彩色照片,还有更多的功课要学。 咔嚓: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如果说每一个主题都是目标,你是否达到了?) 舟浩:并不是所有的专题都达到了我预期的目标,一组照片能产生的功效有时非常有限,这只能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我应该尽力做得更好。 咔嚓:你好像总是在不断地自问下一个主题拍什么?(你对主题的选择如何界定?)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总在想,你的创作该向何处去? 舟浩:观察鲜活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做报道的摄影师的基本生活方式。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加速发展变化的时期,时代的变革,意识的改变,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都将导致我们眼前的景象似乎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画面,这不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变革的最好的物化表象吗?相机无法理解这些表象的历史价值,但是它会如实的记录,我想这也足够了。 咔嚓:一个很传统的问题:你最喜欢的大师和作品?(当代国内呢?) 舟浩:呵呵,其实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就如同我无法说明当我的身高从一米五长到一米七是吃什么食物的结果一样,我也无法回答我喜欢的大师和作品有哪些。对于我来说,这些作品都是大师们独特思维和缜密观察思考的结晶,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我来说是夜空中的繁星,而我则只是偶尔半夜爬起来仰望夜空的无知孩子。 咔嚓:如果可以做个独立的影展,你将怎么来做? 舟浩:我觉得这是个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在目前地球变成“村”的情况下,一个传统意义中的影展,在时间和地域有限的条件下,能参观的人群毕竟有限。如果做影展应该有网上浏览功能,方便不同地域的参观者在他们方便的时间看展览,而且我期望能通过网络及时得到参观者意见的反馈。同时,我觉得一个影展应该有价廉且具有基本传播质量的纸质印刷品流通,这样便于更加广泛的人群以更加方便、廉价的方式看到这些照片。总之,一切为了有效传播,其余能简则简。还有一点就是影展所用的材料应该是环保的,可再生的。因为如果这些照片不好,至少可以做废纸处理,不要对环境造成污染和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