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如果你老了你会最怕什么？
　　我的答案是孤独。在孤独中忍受病痛的折磨直至孤独的死去无疑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事情。
　　老李今年七十岁，已经在老年公寓住了整两年。他最盼望的就是月底，因为到时孩子们会来这里交费并看望他。老李知道也理解孩子们工作太忙，没法在家里照顾他，但他最大的心愿还是住在家里，能天天见到孩子们……

“孝”

　　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当今世界文化对“人权”有一个普遍的认可。所谓“人权”就是人与生俱来、到死方休的一些基本权利，这包括了生存权力和人的尊严。这也是“民主”概念的哲学背景。在这样的文化中，人的尊严与生俱来，老年人并不比青年人有更多的尊严。因此，即使在将国家税收的80％—90％用于社会福利，奉行从“出生到坟墓”全面福利政策的北欧诸国，对老年人的态度是仍是“养”重于“敬”。
　　与基督教文化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与生俱来、到死方休的天然权力（人权），一切权力、利益、尊严和地位都要通过道德和功劳来获得。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既没有知识、能力，也无所谓道德、功劳，而是要依靠父母和社会的抚养和教育。所以，人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负债”的过程。这些“债务”要通过他成年以后的道德和功劳来偿还。对待父母、老人的赡养和尊敬，是对他们抚养、教育之恩的补偿。在中国，“孝”的概念包含两重意义：对年老的长辈的尊敬与抚养和对死去的先人的祭祀与崇拜。《说文解字》释“孝”字：“善事父母者”。这样看来，对老年人的“孝”是出于对“年高有德”的人们的崇敬。所以孔子批评那些仅仅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而不尊敬他们的子孙们，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文化的变迁，文字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公元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在20世纪，历史又赋予“孝”字除了养和敬之外的第三层含义：那就是精神上的慰藉。
 

昂贵的“孝”

 
　　“养儿防老”这句被无数中国老人笃信了千百年的多么朴素的语言，然而又是那么狭隘。
　　二千多年以来，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中，老人掌握家庭经济与赏罚大权，地位尊崇，是一家之主；加以大家庭制度，含饴弄孙、安享天伦几乎是所有中国老人晚年的理想生活。
　　然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结构由大家庭转变为小家庭，家庭在对老人赡养方面的经济职能已渐渐被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老人从家庭生产者变为依赖者，从家庭庇护者、给予者、承担者逐渐成为家庭物质地位上的弱者，多数老人在退休之后面临着无事可干、丧偶、丧友、行动不便、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得不到以往的重视和尊敬等不利局面。老人由家庭的“资产”变为“负债”，老人在家庭中及社会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容易导致心理变异，产生诸如情绪低落不稳、焦躁不安、孤僻、抑郁等心理问题，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老年精神障碍、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由此而带来的老人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痛苦对家庭、社会及本人均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而且这并不是简单的用金钱可以解决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穆光宗先生对孝道有一个很现实的评价：“在现代社会，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太高了。老人病了，儿女们想24小时守在身边几乎不可能。因为竞争很激烈，时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北京大学的陈功博士更是出语惊人：“社会发展越快的时候，也是老年人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只能牺牲。因为社会要保证整体的发展，实际上对高龄老人有时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随着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越来越多的家庭被迫放弃了传统的家庭养老转而寻求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各种各样的社会养老机构应运而生，伴随着高低不等的收费，入住的老人衣食无忧。当我们自以为老人可以安享晚年时，我们似乎忽略了老人的声音：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进行了一次“中国老年人状况”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老人表示，希望有子女陪在身边，并希望不在家中住的子女经常回来陪陪他们，但年轻夫妇则多半不愿与父母同住。约有七成的老人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西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在2001年北京市老龄委进行的北京市老年人生活现状及需求的调查中60%的老年人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
　　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上海有5％～15％的老人经常产生害怕、孤独、情绪低落不稳、焦躁不安、孤僻等心理问题。
　　济南市老龄委2002年在济南市对500户家庭的764名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这764名老年人中愿意入住社会化养老机构的为126人，占16.5%;不愿意入住的为638人,占83.5%。在不愿意入住的638名老人中出于自身不愿意入住的542人,占85%;家庭不支持的19人,占3%;;经济不能承受的55人,占9%;其他原因22人,占4%。
　　网易（WWW.163.COM）在其新闻网站上进行了题为:“如果你老了,最害怕的是什么”的无记名在线调查，备选答案为：孤独、病痛、贫穷、死亡、其他。从2003年1月28日至3月4日,共有9089人参加投票。投票结果依次为：孤独——41.7%，病痛——30.6%，贫穷——20.2%，只有5%调查对象选择害怕死亡。
　　在一家私营电子工厂工作的王玉林一年前把76岁患老年痴呆症老母亲送进了老年公寓。作为长子的王玉林原本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自己家里给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养老送终，可是无奈厂里工作太忙，经常得加班到很晚，孩子正在准备高考，妻子的身体也不行。后来，兄弟们凑钱为母亲请了保姆。可母亲硬说这些保姆偷家里的东西，一连打走了三个保姆，这时老人却又不慎摔伤，诊断为右股骨粉碎性骨折。老人住院期间，王玉林和兄弟们轮流请假看护，起初单位还表示支持，但半个月以后车间经理就开始找王玉林谈话，让他考虑调换单位。一边是病床上呻吟着的老母亲，一边是马上就要升学的孩子和体弱的妻子，王玉林深深陷入了两难境地。母亲出院后一周王玉林雇了一个担架，和兄弟姊妹们把母亲抬进了老年公寓。
　　现年82岁，已在老年公寓住了大约两年的陆平每到年底逢人就念叨“闺女马上就要接我回家过年了，我再也不回来了……”
　　可是，老人们必须面对当前这些他们难以接受的现实，即使心中无法割舍去对理想中天伦之乐的无限向往。
 

他们也曾年轻

 
　　侯方仁1929年出生在山东惠民县石庙乡，1948年12月参军，曾经参加了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和随后的上海战役。1950年10月，入朝鲜参战，同年年底，为了救护朝鲜人民军伤员和朝鲜群众负伤，由于前线条件很复杂，前后辗转将近1个月才把他送到了国内位于黑龙江省绥棱的解放军第25医院，这时由于伤口的感染和严重的冻伤，侯方仁的手脚开始严重溃烂、化脓，经诊断位严重冻伤，为防止伤势进一步恶化，必须截肢。1951年春节前，他接受了手术的治疗，双臂从手腕处截去，双腿从膝盖下截去。在他还不到22岁的时候，侯方仁已经失去双手和双足，在荣军医院里开始了漫长的修养生活。
　　他曾经想到过死，但是失去手脚，躺在床上不能动，连自杀的办法都没有。后来在医院的的帮助下，他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学会了装假肢、自己吃饭、穿衣、大小便，后来还自学文化、学画画、学按摩,外出到厂矿、部队慰问演出，又一次成为了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要他戴上军功章给他拍张照片，在假肢发出的巨大摩擦声中，他用残臂在床垫下翻找了一通，他没有出拿军功章，他找出了自己用残臂画的一张恩格斯的素描，于是便有了后面那张他用残臂夹着画像的照片。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一直被一种精神激励着，心情难以平静。我懂得了英雄并不是美国大片里浑身肌肉、表情木纳，手持杀人机器的壮汉，而侯方仁这双残臂和那张算不上标准的画像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信念、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
　　王士垣今年73岁，河北人，没有子女，是公寓里出名的好脾气。他患有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手抖的象马上要被秋风吹落的叶子。他不愿意向别人提起他个人的任何事情，他总是在感叹自己太好脾气，如果有来生一定要轰轰烈烈地活一次，他见到人就念叨感谢单位里的人很照顾自己这个无儿无女的老头。
　　在随老王去荷泽探望他干女儿的火车上，我才真正认识了这个好脾气的老头。他可以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沿线的每个村庄、小站，他清楚地记得路上每个桥梁的建造时间、长度、跨度，甚至知道某些路段因地质问题曾多次返工。在我惊诧不已的时候，他告诉我，脚下的这条济菏铁路就是他当年参加修造的，当时他是铁路上的一名计划统计员，负责整个线路施工期间资金、材料的计划、调拨、审查，为了做好工作，他几乎把线路涉及的所有图纸都仔细看过。最后，他又断断续续地补充说，自己是一名“干干净净”的人。2003年4月29日，老王因病情加重暂离公寓住院治疗。我去探望他，他说话比以前更吃力了，他还没有糊涂但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很久，每说一个字都很认真，往往只能说半句话，另一半到了嘴边就想不起来了。他担心自己这次住进医院就出不去了，不过自己还是要坚持，争取能早些回到公寓，住院花费太高，花公家的钱太多，不应该。我要道别的时候，他拉住我，很吃力的对我说：“我心中只有一个‘公’字，我无怨无悔……这是组织考验我的时候，……”。“组织考验你？”我不禁惊奇的问道，老王点了点头说:“现在”。
　　第一次见到老杨，是远远地看到老杨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剪影，一个背驼的如同问号一样的剪影。老杨名叫杨文芳，今年78岁，退休之前是一名女护路工，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酷的工作环境极大的损坏了她的健康，腰和腿都落下了病。据老杨回忆，她原本是一名家庭妇女，老伴是当时济南房管三所的劳工负责人。1958年她33岁，正值全国大炼钢铁，她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工作，来到了房管三所当了一名泥瓦匠。一年之后，国家开始压缩编制，而她作为单位领导的家属，又必须率先离岗，恰巧市政养护队当时需要人手，老杨就成了一名护路工。当时护路队的流动性很大，根本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只有临时搭建的工棚用来暂时歇脚，如果请假一天，第二天就有可能找不到单位。柏油路要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铺，劳保鞋的厚鞋底踩在足有一百七八十度滚烫的柏油上面被烧的吱吱作响，一天下来，脚板会被烫下一层皮。冬天则是整理路基和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在三九天，下水道的盖子被冻在路面上，要用两桶开水烫过才能打开；挖污泥的时候，手套经常和工具的铁杆冻在一起，就连随身带的窝头经常被冻的满是冰凌。老杨清楚地记得，同她一同参加市政养护队的一共有20多名女工，由于工作太苦太累，不到半年时间就走了14个。由于老杨工作突出，参加工作三个月之后工资由起初的每天一块两毛五，涨到了一块四毛八，到了1962年，老杨的工资已是养护队所有女工中最高的，每天一块七毛六，比男劳力的工资都高一截！
　　张慧芳今年已经92岁了，儿女都已经年迈，又都不在身边，老人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守寡，一个人操持家务，把兄妹两人拉扯大，她对孩子要求极为严格，现在两兄妹都在大学任教，哥哥还是省政协的常委委员，每年春节女儿都会特地从北京赶回老年公寓陪母亲几天。孩子们很孝敬她，怕她一个人寂寞，给她买来很多玩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位老人都是一个英雄，他们或者浴血战场、或在平凡岗位勤勤恳恳工作，或含辛茹苦的哺育儿女，他们都是我们这今天生活的这座大厦的基石。
 

病痛的折磨

 
　　老张的女儿带着外孙来公寓，但是孩子却不肯进到老人的房间里见老人一面，因为孩子嫌房间里太臭。
　　在公寓的C区住的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轮椅、坐便器、用过的吊瓶、阳台上晾晒的尿布、外挂式的小便袋无不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对于这些活动不便或患有各种沉疴和老年性疾病卧床的老人来说，他们的整个世界就是身下的病床和眼前的那一片天花板。他们正在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不定在什么时候，某位老人就可能在病魔的引领下离开这个世界。
　　老曾今年已经97岁了，用护工的话说：除了白内障他没有别的病。他的孩子都已经先他去世，无奈之中，他从香港辗转而来，由于严重的白内障，老曾几乎失明，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只有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才摸索着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因为语言不通，没有人知道他说什么，久而久之老曾也就不说话了。
　　最让人感到心疼的是75岁的胡先英老人，由于严重的脑萎缩，她的左手已经不受神经支配，经常把自己身上抓的鲜血淋漓，无奈之中，家人只得把她的手用布条绑在床架上。
　　赵伟老太太是我见到的最为安详的老人，九十岁高龄的她，在弥留之际，不能进食，只得靠输氧和点滴葡萄糖维持生命，由于长期卧床，稀疏的头发都向上竖起，疾病使她瘦成了一把骨头，似乎她每时每刻都在大口的喘气，她只能在药品和纯氧带来的片刻安宁中小睡一会儿。
李殿梧为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瘫痪在床，不能说话。每天早中晚三次由护工喂饭，不定时的为他清理便溺。如果没有护工帮他翻身，不出3天他就会生出褥疮。平时，他都是侧卧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有一天，他却一反常态，平躺在床上，显得十分焦躁，当我靠近他的时候，他总是放在额头上的右手突然紧紧地抓住我的三脚架，盯着我，想说些什么，但只是张了张嘴。一周之后，当我再次来到老年公寓的时候，发现老李的床已经空了出来，医生告诉我他已经在4天之前去世了。
　　根据统计，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前五大死因依次为：脑血管疾病、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和意外事故。由于现代的医药水准日益提高以及营养的改善，老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但同时疾病也愈来愈多，伴随寿命的延长，健康状况亦随之恶化，故衰老与疾病随之出现，就出现了所谓“老化引起疾病”而“疾病加速老化”的痛苦循环，使家庭与社会对老人照顾的负担愈来愈重。大多数家庭若碰上需要长期照护的家人，若非老人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家庭财力允许，否则将使全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当中。
　　在英国，老年人的住所一般都是按照特殊的需要而设计建造的，室内温度、窗户、楼梯、浴室、卫生间、灶具等都有特殊的标准和安全要求，以适应老年人的特点。据《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2日报道：日本札幌市的老人福利院一般按100位老人配24个护理员、10个护士的比例配备工作人员。面对众多令我们束手无策的老年疾病，增加老年公寓等社会化养老设施的医护力量的配置不失为一种能维持老人健康状况的手段，然而在我接触到的数家老年公寓，设施往往不是过于简陋就是豪华有余，而真正能满足老年人特殊要求的设计还很少，护理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护士的数量都远远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
 

给时间以生命

 
　　简单意义上的养老是"给生命以时间"，而让老人从更高层次上实现精神慰藉则是"给时间以生命"。
　　韩先玉今年72岁，已经先后在两家老年公寓里住了8年，是个“老公寓”了。8年前，老韩的儿子和女儿到俄罗斯做生意，老韩为了给子女分忧，主动要求住进了老年公寓。一年以后，女儿在俄罗斯因医疗事故去世，噩耗传到了老韩耳朵里，他在床上躺了整整5天不吃不睡，终日以泪洗面，从此以后，老韩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脾气变得非常古怪，烟抽得更凶，还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大醉不省人事之际还经常尿在床上，很多老人不愿意和他同住。因为喝酒闹事，他前前后后换了三四次房间。公寓的张敬伦处长为了帮助老韩戒酒，派人把老韩房间里所有的酒都收了起来，每周只准老韩分三次喝完一瓶，每次不超过3两白酒，并规定每周一、三、五的晚上由专人到张敬伦处长的办公室里领取，为了防止老韩私自买酒，张处长还同老韩的家人取得联系，把老韩的零花钱也临时加以管理，同时还经常和老韩聊天，给他宽心……这样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老韩的情绪和身体就有了很大的好转。现在的老韩的脸面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很多，就连周围的护工也敢和当初的怪老头开个玩笑了。
　　住在公寓里的人都很羡慕胡先英有3个孝顺的孩子。2001年6月，73岁的胡先英因脑萎缩住进了老年公寓，从那时起，老人的三个孩子就开始了照顾母亲的接力长跑。因为老人的大儿子单位距离公寓比较近，所以平时来得最多，在节假日里就由两个女儿接替。由于脑萎缩，胡先英早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但孩子们在喂饭的时候还是跟往常一样一边给母亲喂饭，一边和已经不会说话老人唠唠家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老人除了茼蒿、带鱼和米粥不吃其他的东西，为了保证老人的饮食，孩子们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到开饭的时间，一定会准时出现在胡先英的床前，把可口的饭食喂到母亲的嘴里。由于三个孩子的共同努力，胡先英被护理的非常好，甚至在2002年春节，见到老伴的时候竟脱口喊出了他的名字，每个在场的人都说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在公寓的二楼，每天傍晚杨文芳都会准时坐在走廊里的长椅上等待儿子到来，这已经成了老杨住进公寓两年来和儿子形成的一种默契。虽然孩子上班的钢铁厂离公寓很远，但他每天下班之后都会来公寓和老人待一小会儿，然后再坐五十分钟的公共汽车回家，无论风霜雨雪从没间断。用老杨的话说：“只要一天能见上一面，心里就塌实了”。
　　“有的孩子的确不错，经常来看看老人，可是有的把人送来就什么也不管了，就连老人的后事也是我们操办！”——说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家属，公寓的白护士很是气愤。
　　心理对生理的影响正是当前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心理负荷沉重的人，在心理机制上很容易出现紊乱或失调，而心理的健康则无疑是生理正常的保证。许多事实证明，家庭内部由血缘建立起来的代际关系、亲情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家人与老人共同生活或经常接触，使老人感到物质上有依靠，生活上有关照，精神上有寄托，由亲情关系促成老人心理、生理、精神上的愉悦、幸福和满足感，是老人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老人在家庭中得到赡养照料，尽享天伦之乐，可以提高老人的生命活力；相反，会使老人产生愤怒、悲哀和痛苦等消极情感，损害健康的肌体，不利于老人的长寿。
　　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五城市调查》提供的资料表明，在用整群抽样方法调查的上海市老人中，子女与老人不交谈的占23％，较少交谈的占41％，而经常交谈的仅占36％；上海某大学社会学系曾到一个街道对家庭代际关系作过调查，结论是：老年人与下一代不和睦的约占29.5％，一般化的占29.5％，和睦融洽的仅占41％。这些数据从量的角度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老年人与他们的中年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感情淡化，超过半数的家庭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情况不尽如人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集(1998)》中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接受调查的3372名80～106岁的城镇高龄老人中，有34.72%的人有比较强烈的孤独感，同时有30%的人经常感到紧张害怕，且伴随年龄的增高比例呈上升趋势。
　　在河南省郑州市，一家大型老年公寓的收费标准单列出特殊服务项目其中就有“精神陪护”一项，收费是每月300元，经过了解，所谓“精神陪护”就是每天专设一名护理人员陪老人聊天。由此看来，并非人们没有意识到老年人的孤独和寂寞，而是人们忽视了来自亲人的慰籍才是最佳的“精神陪护”，在很多人的眼里慰籍、亲情已经俨然成为了商品。
　　在陕西省神木县有6位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之所以能活到百岁以上，就因为有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一般的是儿媳妇、孙媳妇、曾孙媳妇关照的好，老人心情愉快，饮食合理，生活起居规律。神木县的张腊女，一家直系亲属就有93口人，五世同堂，四世同居，逢年过节都要去探望、问好，有的每天去打招呼。过生日，一大家人给拜寿、祝贺，老人很开心……（原载《中国老年报》《陕西百岁老人的调查与思考》）。在城市里，老人往往在退休以后，自我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这时的老人更加需要晚辈们的关心照料，更加需要一个温馨和睦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
　　养老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必将面对的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大部分家庭将逐步演变为“124”结构，也就是一对夫妻，两个家庭、四位老人，这种家庭结构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更加严峻的养老问题。老年人大多十分节俭，他们只要求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决大多数社会化养老机构均能予以满足；然而在心理需求方面这些机构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老人的孤独感并不是依靠昂贵的娱乐和健身设施所能排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从经济上赡养老年人的功能完全有可能被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所替代，现代化社会赋予老年人更多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虽然可以在制度上、经济上或设施上满足老年人的部分需要，但却难以取代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亲情联系，子女和家人的关心照顾即精神慰藉，是帮助老年人摆脱孤独感、失落感，以积极的姿态度过人生晚年的最好方式之一，家庭是老年人心理寄托、享受天伦之乐的主要场所，因而家人的关怀也就构成了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重要条件。家人的关心照料和这种关心照料所含的浓浓亲情，是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替代的。家庭成员在生活上的互相关心、精神上的互相安慰，也不会因社会养老制度的建立而过时。
 

让我们同心协力

 
　　根据美国老年公寓及护理业项目投资中心(NIC)最近一项调查表明，费用太高会导致大多数老年人负担不起，对老年公寓市场另一个错误的认识是认为每一个超过65岁的老人都想搬进老年公寓。
　　养老是我们每个人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它将关系到我们社会中的每个家庭和成员；同时养老不是某个家庭或者个别人群的任务，而是全部社会成员所应当担负起来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将养老同全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问题联系起来。
　　社会保障水准，除政府意识之外，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它受国家社会保障财力、职工工资水平和缴纳保障金的承受能力影响。就中国而言，在历年的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一般占70％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用于按劳分配形式的工资部分，很小一部分用于保障基金。1978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为106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随着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社会保障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保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到1994年，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达到24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5.4％。改革前后相比增长了22倍，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2倍，16年间平均增长12％。尽管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发展很快，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别。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财力比较薄弱，加之70％的老年人口居住在农村，即使是生活在城镇的老年人，尚有30％享受不到退休金待遇。（战捷《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国际比较》）然而造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数额难以满足社会要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像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美国等一些以社会养老作为主要养老模式的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社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而总人口较少，老年人口也少。是经济发达在先，人口老化在后，称之为“先富后老”，这是他们能够施行高福利政策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有了飞速发展之际，城市社会化养老机构在资金来源上依然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即：全福利性质和自负盈亏型。由于福利性的社会化养老机构的数量和服务范围受国家拨款和服务对象的限制很大，所以当前城镇的绝大部分社会化养老机构为自负盈亏的服务性企业，这些社会化养老机构的根本经营目的同其他千千万万的企业一样是获取利润，而赡养老人只是这些特殊企业除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效益”之一。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以1999年初开始正式营业的夕阳红老年村是石家庄市首家完全由个人资金支持的社会养老机构，有床位150张，考虑到省会老人的收入水平，收费定在300—900元之间，按这样的标准，老年村的入住率必须达到80％才能持平。起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夕阳红”的入住率不足10％，运行一年后，净亏损16万元。一般民办的养老机构，需要经营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能奠定相应的信誉基础。从开办到盈利的整个过程，民办养老机构都需要外界的帮扶才能走入正常运行的轨道。石家庄目前的民办老年公寓入住率平均不到30％，有的民办养老机构不得不降低标准、缩小规模来降低成本，保证生存。
　　以下是一家位于北京市郊某著名风景名胜区的中高档次非福利性老年公寓的参考收费价格。
——————————————————————————

月床位费：平房：夫妻间 阳面450元 阴面450元
楼房：双人间 阳面360元 阴面300元
单人间：平房 阳面 1010元 阴面930元 
单人间：楼房 阳面960元 阴面760元
伙食费：大食堂8元/天 小食堂10元/天 小炒 单收费

服务费：能自理70元，半自理180元，一般不能自理260元，完全不能自理340元。临终关怀450元。

——————————————————————————

    　房费、伙食费、服务费构成了入住的基本费用。另外收取一次性入住费：200元；冬季取暖费：500元（100元/月×5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依照最高标准，一位生活可以半自理的老人，一个月的收费总额大约再1500元左右；若用同样的资产来开办旅馆，不含餐饮方面收入，以每标准床位120元/日，入住率50%计算，经营旅店的收入要比经营老年公寓收益要高很多。同时，社会化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也决定了经营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的人才，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和相当的责任。
　　据济南市老龄工作委员会提供的《济南市城市养老机构及服务需求调查情况汇总分析报告（2002）》显示：济南市人口575万,60岁以上老人为78.15万,占全市人口的13.9%。全市市区共有23处老年公寓、敬老院、幸福院、托老所等社会化养老机构，共计床位1689张，平均每1000名老人拥有床位2.16张.其中只有济南市福利院1处属于民政系统开办，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城市里的无生活来源、无公定生活场所、无法定赡养人的所谓“三无”老人，由国家按时拨付经费；其余的22处社会化养老机构均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完全依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做。全市23处养老机构中，目前赢利的只有1处，占4%，收支平衡的9处，占39%；经营亏损的13处，占57%；全市只有15%的社会化养老机构在水、电煤气、取暖能够享受到《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的优惠政策。养老机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微利的、追求长效回报的产业。这样就产生了由小集体力量承担社会福利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经营社会化养老机构收益很低，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制约了社会化养老机构所能够提供服务范围的扩展和质量的提升。投入再生产的资金变少，或者根本没有资金投入再生产，影响经营者的积极性，以至造成整个行业的萎缩。对于养老机构的收费，收费高了，老年人难以承受，入住率过低，造成亏损；收费低了，各老年公寓入不敷出，同样导致造成亏损。完全依照市场规律来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其过低的利润率将迫使本行业的资产向其他高利润率的行业转移。所以在当前社会化养老机构还急需政府现有政策的落实和资金上的扶助。有资料显示上海市就施行了由民政部门每月对入住社会化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每月补助100元至50元的政策，用以扶植本地社会化养老机构的健康发展。据济南第一老年公寓管理处宁长富处长介绍，按照《山东省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老年公寓在水电暖等方面按居民价格收费，不缴城市配套建设费用等。但在实际中，这些政策往往落不到实处。公寓当初为了享受自来水价格的居民待遇，前后跑了一年，但最后还是没有着落。2002年11月，整个公寓用水量4500立方米，每立方米水加上排污费，价格为3.1元，总计交水费1.4万元。他说，如果按居民用水价格的每立方米1.75元计算，每年就可以为老人节省7万元左右。
　　日前济南市的一家由医院改建的老年公寓就已经将部分老人迁出，将腾出的房间用做病房。究其原因就是经营老年公寓收益太低，院方必须用经营病房的收入来填补公寓经营上的亏空，此举实属无奈。
　　在我着手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位于济南市市中区的一家由社区开办的老年公寓因难以经营而倒闭了，供电公司催缴电费的单子赫然贴在门口，这家公寓在倒闭的时候已经拖欠了3个月的电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位老人都是一个英雄。在历经了青春的流逝、悲欢离合、社会变革、动乱、瘟疫乃至战争之后，他们依然搏动着的脉搏不啻为一种生命的终极胜利。我们有理由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站享受到人性的力量和亲人的温暖。
为了他们，也为我们自己。让我们同心协力。
 
 
背景资料：
　　世界上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大于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的国家称为老年型国家。中国1999年就成为老年型的国家，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欧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完成的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中国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到1.3亿，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20％，相当于英国、法国、瑞典、挪威4国人口的总和，80岁以上高龄老人已高达1100万，并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约占亚洲老年人口总数的36%，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2.3%。据联合国最新统计，全球老龄人口总数已达6.29亿，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到2050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近20亿，占球总人口21%，并将超过15岁以下儿童人口的总数。百岁老人也将从2002年的约21万增长到320万。
　　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是我国的第一个"老龄化城市"。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每3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后，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广东、辽宁、广西和四川等省市相继进入老年型。而地处边远的青海、西藏等欠发达省区则到2010-2020年前后也即将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